作者：程立

    50多年前，当记者的大伯是有大妈的。大伯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劳动那一年，大妈带着孩子和我的奶奶在农村生活。清明那天，大伯的孩子发热出麻子，口渴难耐，跑到水缸边舀冷水喝，结果高烧不退，抽搐而殇。夫陷囹圄，子丧黄泉。心灰意冷的大妈终究耐不住清贫和寂寞改嫁他乡。

    雨后初霁。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大伯好不容易平反，被安排在安庆远郊一所初级中学当会计。于是我从怀宁偏僻老家跟随大伯到长风初中读书。初二那年，按照国家政策，我又幸运地转为“商品粮”，成了吃皇粮的人。大伯回老家开证明、办手续，整个乡里都轰动了。不象现在，即使附近出个一本的大学生，也不怎么稀罕。

    大伯跟我生活，被我赡养的时候，已是古稀之年。先在开发区的一套旧房子里，年迈的他自烧自吃。2004年我们搬进120平米的大房子，特地给他腾出一间大卧室，客厅的顺手边。我和妻则住在客厅另一边。

以前一听说气管炎，我就会笑着想到“妻管严”。真正认识到气管炎的厉害是大伯75岁那年，他开始整天到晚的大口大口的喘气，仰天长喘的样子，我又急又难过。憋不住问他：“到底怎样难过？”大伯手捂着胸口说一下咳一下：“就象……就象……就象一直在爬山,吐……吐不过气来。”刹那间，我的胸口被一块巨大的岩石堵住。

    大伯今年82岁，每况愈下的他不象前几年，有时病情能随气温升高而改善。最近一段时间吐多纳少，只出不进。而且脸上有时浮肿，有时皮皮的。比他小20岁的我的父亲说：大伯今年熬不过头了。

    以前，我经常陪他讲讲话，他问我店里的情况、市民公园是不是很热闹。他有时也跟我讲讲过去：他在《安庆日报》社当记者，是社长张轼把他打成右派的，不象宣传部长张樾对他很好。我要是春节或清明回老家祭祖，他总是要问奶奶的坟山是不是夷平了？中午在哪家吃饭的？可买礼物了？最近一段时间他总故意喊我进他房间，我问有啥事？他又说没什么事，你走吧。我不解。妻看出了究竟，说大伯从早到晚一个人躺床上，象坐牢一样，好不容易等我们回家，想你陪他说说话。我这才想起，虽然我们朝夕相处，虽然我例行公事般为他倒了近十年的痰盂，但早出晚归的我，却很少真正的陪他。每次进房间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他说完话，总是匆匆退出，要么陪妻儿吃饭，要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在他床边多站一下的耐性越来越差。

    让我内心惊悚的是那个阴冷的下午，午睡到三点才离家的我在即将带上防盗门的瞬间，猛然发现住了多年的房子阴沉沉、空荡荡。只有大伯在卧室里急促的喘息，证明房子里还有生命。我忍不住踅回，推开他的房门：大伯正在咔痰，枯瘦的双手疲惫的撑着床沿，将嘴吃力地伸到痰盂的上方，象被谁捏住喉咙，咳一下，哼一声，又咳一下，又哼一声。如同酒醉之人，哀嚎着呕吐黄连胆水，口角还残留着丝状的唾液。我的鼻子猛地一酸，泪水温暖了眼眶。

    在外人眼里，我孝顺的把大伯带在一起生活。其实，我无非是把他关在舒适的牢房。看似老有所养，却风烛残年晚景凄凉。总以为自己是极尽孝悌之人，其实只是一个伪善的狱警。我竟然没有想过，孤身一人的他除了回忆往事、除了电视里的生旦净末丑，他还能和谁对话？他只是床上一条有温度的被子，他只是房子里一件有呼吸的家具。他看着屋顶，屋顶也瞪着他。他看着家具和窗帘，却不知家具和窗帘是否会陪他说话？平时不愿去做的事我总是说忙，娱乐和享受再忙却从没落下。多少个霓虹迷离的夜晚，引吭高歌，流连忘返。而大伯却在昏暗的灯光下如涸辙之鲋，气息奄奄，去意彷徨。不怪有人说：久卧的病人，或许不如窗前的花草。因为花草从来不乏精心的侍者。

    普天之下，只有万般慈爱的父母，没有真正孝顺的儿女。所以，哪一天我老了，老的不能动了，与其躺在舒适的牢房，不如直奔夙愿的天堂。因为佛说：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，天堂里没有孤单寂寞和凄寒。